女子体操终于老化了。
事实上，在巴黎获得团体金牌的五名美国运动员中，有四名是20多岁的女性，这是她们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在获得全能金牌后，27岁的西蒙·拜尔斯成为72年来年龄最大的冠军。
上一次非青少年获得这一头衔是在1972年。即便如此，20岁的苏联选手柳德米拉·图里斯切娃(Ludmila Turischeva)的胜利也被年轻队友、17岁的奥尔加·科尔布特(Olga Korbut)的精彩表现抢去了风头。
20世纪70年代，女子体坛转向杂技运动，青睐体型更小、年龄更小的运动员，随后出现了一批“少女精灵”，科尔布特将是其中的第一人。
一向迷恋神童的媒体，助长了对这些体操神童持久的文化迷恋。
年轻的运动员，压力很大
女孩们的杂技表演通常被视为迷人的游戏或超人的行为，而不是孩子们紧张劳动的产物。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记者琼·瑞安(Joan Ryan)的书《漂亮盒子里的小女孩》(Little Girls in Pretty Boxes)提出了关于体操和花样滑冰女孩的待遇和一次性职业生涯的重大问题。
1997年，国际体操联合会将最低参赛年龄从15岁提高到16岁，以保护女孩的健康。
从那时起，比赛形式和训练方法的发展导致了更长的职业生涯。
尽管自世纪之交以来，体操运动员的年龄逐渐上升，但在这项运动内外，家长主义的态度都挥之不去。
一项研究发现，教练和官员们很难停止将体操运动员视为孩子。我自己的研究观察到，直到21世纪头十年，广播公司经常把可爱、守纪律的女孩作为体操行为的典范。
与此相反的是一种“天后”的刻板印象，被记者和评论员用来形容那些违背理想的运动员。
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斯维特拉娜·霍尔金娜(Svetlana Khorkina)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比赛，她因性格多变、直言不讳而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在2024年雅典奥运会上，25岁的她与扎着马尾辫的少女卡莉·帕特森争夺金牌。一些人将其描述为年轻人的热情与老年人的傲慢之间的斗争。
后来，世界冠军阿利亚·穆斯塔菲娜(Aliya Mustafina)和她的队友也因为自信和任性的态度被贴上了类似的标签。这些属性通常被视为损失或错误的因素。
在2011年的美洲杯(American Cup)上，穆斯塔菲娜不听教练的劝告，做出了一个有竞争意义的决定，但没有奏效，评论员们把它当作一个警世故事。
在小女孩的运动中，自主和镇定似乎是不合适的。
然后，在2016年，这项运动迎来了最大的清算。
一段可怕的虐待史
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性侵案引发了世界各地现任和前任体操运动员的浪潮，他们公开谈论自己所忍受的沉默、虐待和有毒的训练环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运动员们讲述了童年运动生涯的代价。
对教练员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独立审查。
澳大利亚也要直面自己的过去。一名前国家队教练受到制裁。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一项审查得出结论，“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文化给年轻运动员带来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国家管理机构澳大利亚体操协会向虐待幸存者道歉。
年龄绝不是易受虐待的唯一因素，但研究表明，年龄和国际水平的培训是人际暴力形式的重要风险因素。
此外，还有童工问题，以及健康和福利风险——在北京冬奥会上一名15岁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后，花样滑冰被迫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新发现的老年体操运动员的出现令人放心。但更让人放心的是，运动员现在被当作成年人对待。
态度的改变
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美国体操协会的技术主管切尔西·梅梅尔告诉记者，拜尔斯可以选择在团体赛中不参加所有的器械比赛。
“如果这是她继续为她的团队和她自己保持最佳状态所需要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梅梅尔谈到他们的最高得分。
2021年，出于心理健康和安全原因，拜尔斯也选择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退出比赛。
对于长期的体操爱好者来说，体操运动员能够决定比赛的方式和时间的概念仍然是陌生的，令人耳目一新。
体操运动员在巴黎吃披萨(前美国奥运选手阿里·雷斯曼(Aly Raisman)曾担心这一行为可能会毁掉她的职业生涯)和在抖音上做副业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远离体操最近压抑的过去的世界。
体操运动的清算带来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结果，那就是一种文化变革，似乎最终赋予了自治特权。选择可能正在成为这些运动员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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